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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主因是无法遏止的逐级腐败(一)
2013-12-04 10:48:23 来源: 作者: 【 】 浏览:4700次 评论:0

汉国 陈雁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六十二岁。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节节逼退。原本蒋介石思忖既能度过险恶的八年抗战,对打击中共自然更是信心满满。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起经济的动荡,人民对中央失去信心,这成为国民党顿失政权的最大原因。抗战期间,蒋介石尚从容自若,而在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屡屡情绪失控,大声咆哮。但这又与事何补呢?

一、“五子登科” 官员腐败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共产党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共产党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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